应答摘要：
塞拉利尼一直因这两个理由被批评，尽管它们彼此矛盾。事实上，孟山都公司（并非塞拉利尼）进行带有预设结果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此外，转基因授权体系本来在研究对其自身产品的安全性试验中就有偏见。塞拉利尼的研究不是开放式的慢性毒性研究，而是对各种效应进行了检验。他没有预料到会发现肿瘤发病率上升，因此他没有将研究设计成致癌性研究 ——但居然也为此受到批评！
详细应答：
塞拉利尼一直因这两个理由被批评，尽管它们彼此矛盾。
记者米切尔·希尔兹克在《洛杉矶时报》中写到，“对其实验的整体主要批评在于该实验似乎专门设计用于证实特定的结论，而非客观地进行假设性试验，”因为塞拉利尼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活动价”。1
但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对研究的批评则相反：“研究目的模糊不清。”2
如果塞拉利尼仿效孟山都对与塞拉利尼试验相同的转基因玉米进行的90天研究，EFSA可能会很高兴。孟山都使用了薄弱的研究协议，包括仅对各试验组20只动物中的十只进行血液和尿液分析以及使用两种剂量（而非OECD建议的三种剂量）。然而，孟山都的作者称他们的研究是一个“安全保障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该玉米与非转基因玉米般“安全”。3
孟山都做了希尔兹克对塞拉利尼指责的事情——将研究设计为证实特定结论，而非客观地进行假设性试验。然而奇怪的是，希尔兹克没有指责孟山都，却仅指责塞拉利尼。
事实上，孟山都的数据并不支持研究得出的安全性结论或者其乐观的标题。塞拉利尼的团队后来对该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显示出肝肾毒性迹象。4
塞拉利尼将他的新研究设计成仿效孟山都的90天研究，发现这些初步毒性迹象。他向找出这些迹象在生物学上是否如孟山都3和EFSA5声称般无关，或者他们是否会病变或导致过早死亡。
塞拉利尼在他的研究引言中称，当转基因公司普遍根据用于化学品试验的OECD第408号协议修改其自身的设计时，
“我们已经在长期实验中探索到比该[OECD]标准建议的更多的参数，并进行的更频繁测量。这使我们能够详细跟进由转基因生物自身基因改造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导致的或者由转基因生物所用配制除草剂混合物（不仅仅是草甘膦）导致的或者由上述两者共同导致的潜在健康影响极其可能的起源。”
这种开放式的方法适用于慢性毒性研究。研究设计使研究员能够检验广泛的端点（效应）。研究（表1）中列出了各个端点。6它们包括拥有前所未有的广度的血液和尿液测量，远超业界所进行的测量。
研究员还进行了详细的病理组织学检查，从而能够跟进孟山都90天NK603玉米试验中显示出的肝肾毒性迹象。塞拉利尼还测量了性激素水平，业界的转基因试验并没有对此进行测量。事实证明该测量结果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内容，显示NK603玉米和农达扰乱了荷尔蒙水平和功能。
希尔兹克暗示塞拉利尼有意发现肿瘤或癌症并发现他只想发现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塞拉利尼会将他的研究设计成每组雄雌动物均为50只的致癌性研究。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孟山都或其他机构都没有先已存在的证据表明NK603玉米或小剂量农达会致癌。
在塞拉利尼的研究中，肿瘤发病率增加是意外的发现。但塞拉利尼遵循了针对此类发现的正确科学程序。他指出并记录了肿瘤详细信息，包括大小、发病时间、生长速度以及每只动物的肿瘤数量。OECD第453号慢性毒性协议中描述了此类程序示例（“病变”，用于OECD第453号中的词汇，包括肿瘤）。
塞拉利尼无意进行全面的致癌性研究，该研究要求每组雄雌动物均为50只。
然而，因塞拉利尼的实验并非致癌性研究而否定肿瘤发病率增加的研究结果在道德上不负责任的，在科学上是荒谬的。
如果我们按照塞拉利尼的批评者的逻辑，则因为他的研究不是致癌性研究，我们本应假装没有出现这些肿瘤。但这样就否认了研究结果的生物现实。其他重要效应包括严重的肝肾病理变化，导致死亡率上升。
这种逻辑还会导致得出以下结论：业界和监管机构否定慢性毒性实验中出现的任何肿瘤，并且不进行任何进一步调查。以及导致肿瘤发病的产品可能被视为安全而上市。
就塞拉利尼对转基因生物有偏见并因此他的研究结果不可靠的声称而言，应建议业界委托进行形成转基因授权偏见的研究。这个问题是由对比业界和公费资助的研究院对从烟草7到医药8和手机9等各种高风险产品进行的研究的科学评审显示业界会偏向得出产品安全的结论。这一点在转基因研究中得到证实。10 11
尚不清楚塞拉利尼部分的所谓偏见如何神奇地使肿瘤和器官受损凭空出现。
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研究可能偏向假阴性（假的安全性结论）。研究可以设计为不会观察到若干效应，或者观察到的效应不会被记录下来。
业界研究有一个特定的风险，往往没有得到同行评审或者发表在科学文献上。通常在授予授权后，为出版记录转基因行业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研究。312 13业界的农药毒性研究通常被业界与监管机构的商业保密协议所遮盖。14
参考资料：
1. Hiltzik M。以垃圾科学推进第37号提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12年10月14日。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2/oct/14/business/la-fi-hiltzik-20121014/2
2.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Séralini等人评审。（2012年）有关以草甘膦配方和转基因玉米NK603进行2年啮齿动物喂养研究的刊物在2012年9月19年在《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网上发表。《EFSA Journal》。2012年；10(10)：2910.
3. Hammond B、Dudek R、Lemen J、Nemeth M。以抗草甘膦玉米喂养大鼠的13周安全保障研究结果。《Food Chem Toxicol》。2004年6月；42(6)：1003-1014。
4. de Vendomois JS、Roullier F、Cellier D, Séralini GE。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比较。《Int J Biol Sci》。2009年；5(7)：706–726。
5.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转基因生物科学小组对与源自耐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NK603的食品和食品原料的委托请求意见，以及孟山都根据新型食品法规（EC）258/97提交的上市请求（请求编号EFSA-Q-2003-002）意见：2003年11月25日通过意见。《EFSA Journal》。2003年；2003(9)：1-14。
6. Séralini GE、Clair E、Mesnage R等人。农达除草剂和耐农达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2012年11月；50(11)：4221-4231。
7. Barnes DE、Bero LA。为什么被动吸烟对健康影响的评论文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JAMA》。1998年5月20日；279(19)：1566-1570。
8. Lexchin J、Bero LA、Djulbegovic B、Clark O。制药业赞助和研究成果及质量：系统性评审。《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3年；326：1167.
9. Huss A、Egger M、Hug K、Huweiler-Müntener K、Röösli M。手机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的资金来源以及研究结果：对实验研究的系统性评审。《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07年1月；115：1-4。
10. Diels J、Cunha M、Manaia C、Sabugosa-Madeira B、Silva M。转基因产品健康风险或营养评估研究结果的财务或专业人士利益冲突联想。《Food Policy》。2011年；36：197-203。
11. Domingo JL、Bordonaba JG。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估文献评审。《Environ Int》。2011年2月4日；37：734-742。
12. Hammond B、Lemen J、Dudek R等人。以抗玉米虫玉米喂养大鼠的90天安全保障研究结果。《Food Chem Toxicol》。2006年2月；44(2)：147-160。
13. Hammond BG、Dudek R、Lemen JK、Nemeth MA。以抗玉米螟玉米喂养大鼠的90天安全保障研究结果。《Food Chem Toxicol》。2006年7月；44(7)：1092-1099。
14. Antoniou M、Habib MEM、Howard CV等人。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的致畸作用：基于科学证据的监管决策发散性。《J Environ Anal Toxicol》。2012.
批评资料来源：
遗传扫盲项目总监乔恩•昂蒂纳，发表在《福布斯（Forbes）》杂志
欧洲食品安全局
http://www.efsa.europa.eu/en/efsajournal/pub/2910.htm
http://www.efsa.europa.eu/en/efsajournal/pub/2986.htm
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HCB）
http://www.hautconseildesbiotechnologies.fr/IMG/pdf/Etude_Seralini_Avis_CS_HCB_121019.pdf
